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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2019年的年末，人们都在期盼着如此艰难的一年赶快过去，让新年新气象早点到来。

    那时候我们根本想象不到，才过了将近一个月，愿望就变成了“希望2020重启”。

    这个春节，人们依然抱着手机不撒手，但不是为了抢红包和拜年，而是紧紧盯着有关新型肺炎的最新动向。

    朋友圈里有人说，这大概是自己每天的新闻接受量达到饱和的一段时间。

    可即便是这样，他依然不愿意放下手机，生怕错过一点消息。

    这个足不出户的春节，人们步数变化的曲线渐趋静止，心情却每天都像在坐过山车。

刷屏的消息，牵动着无数人的心

这些天来，人们每天起床的固定动作，查看今天的疫情信息：新的数据、研究动向、调查结果。

每一次信息更新，都牵动着大家最敏感的神经。

看到疫区物资告急，各大医院纷纷发出求助信息，心急火燎，却不知道除了绵薄的捐款之外，自己还能做点什么才好。

疫情数字不断上升，甚至有9个月大的婴儿也被确诊。

一边焦心着急，又一边忍不住谴责那些明知可能带来危险，却依然从疫区往外跑的市民。

前线医护人员的状况，同样让人牵肠挂肚。

一位武汉汉口医院呼吸科医生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，疫情发生以来，医院全员都在超负荷工作，直到增援同志到来压力才得到缓解。

镜头前，她向记者肯定地点头，声音却早已沙哑得几乎说不出话。

他们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这场没日没夜的战斗里。

这些勇敢的人被称作“逆行者”，但家人们知道，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些即便疲惫，也要求自己必须坚持下去的普通人而已。

面对危机，四面八方的善意和支持都涌向了武汉。

49岁的王慎才在大年初一接到通知，需要将10万只口罩从安徽送往武汉。

他来不及多想，和同事连夜疾驰十多个小时，抵达这座等待着援助的城市。

 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，困难一定会挺过去的！”

几日之间，全国数百医护人员驰援武汉，更是激起人心振奋。

上海一位年轻的90后护士刘文进，在出发前剪下了一袭长发。

她把这个“留了七八年的宝贝”细心放在一个盒子里，转身就开始打包行李。

“通知一到，立马就出发。”

各种各样的消息，就这样一遍遍冲击着人们的情绪。

看到好消息欣喜感动，看到坏消息难受抑郁。

每一次拿起手机再放下，总是抑制不住地从心底里感到疲惫，再做什么都提不起劲。

越关注疫情，就变得越害怕

就在被肺炎消息刷屏的同时，一则关于“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”的新闻也出现在大家面前。

越刷手机越丧的状态，不只是一种悲观情绪。

当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确诊第一例肺炎患者时，多少人对着手机屏幕捂住了疯狂加速跳动的心脏。

对着热搜看到确诊人数不断刷新时，多少人一面冒着冷汗、惴惴不安，一面产生着世事无常、自己做什么都于事无补的无力感。

传染病让大家变得战战兢兢。

曾有一位报告文学家讲述自己在采访时看到的场景：一百米开外一个人一声咳嗽，都让所有人打起了精神，仿佛整个天空都弥漫着病毒。

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回忆采访过程中的见闻 / 非典十年祭

面对重大疫情、灾难时，长期传播与接收负面信息与情绪，人的心理状态很容易发生改变。

曾在汶川大地震之后，台北一位老人每天24小时持续关注媒体对灾害的报道, 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、忍不住哭泣, 最后过度抑郁而去医院求医。

几乎每一场灾难都会在人群中造成不同程度的替代性创伤，人们变得敏感、变得短视、厌恶风险的程度加重。

美国9·11事件后，心理学家Gigerenzer在2004年统计发现，事件发生后3个月大量美国百姓为避免乘坐飞机而选择汽车出行。

交通事故数量急速上升，额外的伤亡人数比9·11·事件遇难者加起来还要多。

心理学家樊富珉教授说，地震后大量北京白领工作者找到空闲时间就看灾害信息，看的时候伤心难过，不看又忍不住，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工作。

他口中当年的北京白领，又何尝不是今年守在热搜旁边一遍遍刷着新闻的我们？

人都是会换位思考的动物，当我们透过新闻文字与画面与疫情中的当事人建立了情感互动，代入他们的处境思考，就会对灾难中的人们产生同理心。

同理心帮助我们与在艰苦条件下的人们共情，紧接着便产生了“共情痛苦”。

这种痛苦包括对灾情的恐惧、不安、委屈等等，导致人们面对自己的现实生活时所持有的安全、可预测、受保护的信念受到了威胁与挑战，出现了受伤害假设与不良期待，间接承受着替代性创伤。

我们刷着微博、读着新闻，每一条沉重的信息其实都在击打着生活信念。

一旦负面情绪的堆积量过大，会在某个时候突然决堤。

没有发烧感冒的我们开始早晨很早醒来，夜里睡不好觉，工作难以集中，习惯性感到疲惫……

这些其实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，媒介传递来了太多我们承受不及的共情痛苦。

心理过载之后的“麻木”

与面对灾难之后“过度反应”相反的是，也有另外一群人，因为输入过量的讯息而变得“冷漠”和“麻木”。

新闻中不断增加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无法再激起他们的同情心，疫情人民的悲伤和痛苦渐渐变得“与我无关”。

事实上，这也是同样是在同理心过载之后产生的心理保护机制，叫“同情疲劳”：即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少同情心。

尼尔·波兹曼在《娱乐至死》里断言，大众媒介迅速发展，彻底改变了“信息：行动”的速度比。

信息的传播速度快、传播量大，相比起来，我们的行动则变得远远滞后。

面对纷至沓来的信息，会被动地扛起一层心理负担，进而产生无能为力的感觉。

换言之，疫情的消息以极快的速度传来，接二连三的消息让人无法接受，甚至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着手。

可与此同时，新的信息、新的问题、新的不幸还在不停地涌来。

同情是一种消耗巨大的心理活动。

对于大多人来说，不管ta是否有主动理解他人的意愿，总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。

通常来说，如果能够通过行动对情况做出一些改变或者帮助对方，是能够解决自身的精神压力并且恢复情绪的。

但现在信息的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让我们面临了许多无可奈何的不幸，我们根本没办法通过行动造成任何改变。

有限的情感不断流失。

一旦接近枯竭，大脑自然会拉起警报，制造防御机制，促使我们远离这些刺激。

许多人决定干脆就关闭自己的感官，放弃对这些不幸者的同理与同情，变得麻木。

当你面对疫情，开始感到冷感时，不要过于自责和愧疚。

试着从过量信息之中将自己抽离出来，用更合适的方式去应对这场肺炎。

走出情绪

适当拒绝“我们”意识

美国著名作家苏珊·桑塔格曾在《关于他人的痛苦》中举过这样一则例子。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世界各地的人看到战争惨烈的照片和影像，感到大为震惊与恐怖，纷纷加入到如何防控战争的大讨论中。

然而，这时有人却公然出来对此唱反调。

这些令人震撼的影像资料其实起到了一种裹挟的心理作用。人们的想象力会不自觉的将自己牵扯进影像之中，仿佛觉得不是照片中的人在受难，而是“我们”一起在经历痛苦。

为了缓解痛苦，适当放弃这种“我们”的代入感，会更有利于情绪的抽离。

将媒体里出现的报道，当做仅仅是真实故事看待；将负面消息中的事件，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悲剧看待。

当然，这绝对不是在号召“隔岸观火”的看热闹心态。

而是试图将泛滥的同情心从沉浸于负面消息中抽离出来，用更积极也更有效的方式去应对灾难。

及时向专业人士求助

人面对不幸时产生负面情绪，并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。

“在目击大量残忍的场景之后，损害程度超过心理的耐受极限，间接导致了心理异常现象。

这样的心理状态，叫做替代性创伤。”

这并不是什么心理缺陷，寻求帮助，也并不可耻。

试着向家人和朋友倾诉，为积压的情绪释放出口。

时刻评估自己的心理状态，如果感觉自己长时间难以走出悲伤、低沉、麻木等情绪，应当及时拨打心理咨询电话。

目前，已有多个科研机构、高校等开通了心理咨询热线，及时向专业人员求助，是应对创伤的最好方式。

在等待最后的胜利前，我们一定不能让自己先倒下。

从网络情绪中走出来

有不少学者指出，当前负面情绪迅速波及至许多人的原因之一，就是我们对媒体过度的依赖。

我们需要的，并不是把自己扔进情绪的沼泽里，在“怨愤”的牛角尖里无法自拔。

从丧情绪中走出来，用自己的同理心，试着去帮助他人。

为控制疫情的蔓延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。

劝说身边的长辈少出门，戴口罩。

为武汉灾区的同胞捐献爱心物资、钱款。

用那些点点滴滴的温暖，驱散恐惧。

在武汉，一名快递员接受采访。虽然喊着“送快递害怕”，但被问到“送医院还去吗”，他坚定地说：

医生的话我就去。

在广西南宁，第四人民医院各科室汇总了40份请战书，医务工作者守护着人们的生命安全，决心用“生命托起生命、用生命为生命站岗”。

在安徽，49岁的快递司机在大年初一接到通知，需要将10万支口罩运往武汉。

面对着疫情的危机，家人的牵挂，司机大哥仍然以逆行的姿态冲进疫区。

除了四面八方的支持，科学的快速支援也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。

1月27日，深圳、山东、江西，陆续有新型肺炎治愈患者出院，在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，病患们逐渐摆脱病毒的纠缠。

上海科研部门也已经研发出抗病毒喷剂，给前线医护人员们增加了更多的保障。

在广东，首株新型冠状病毒毒株已经成功分离，这为后续的肺炎防控工作提供了科学支撑。

种种暖流汇聚起来，就是一股给人以振奋和鼓励的洪流。

这个冬天很漫长，但最终一定能过去。

光可以照进黑暗，而黑暗永远无法进入光。

路虽难，我们一起向前。

参考资料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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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3]王利芹.社交媒体情绪化传播现象研究[J].出版广角,2017,(23):22-24.DOI:10.3969/j.issn.1006-7000.2017.23.006.

[4] 胡君辰,李涛.西方负面反馈研究回顾与启示[J].中国人力资源开发,2014(21):40-49.

[5]本刊编辑部.全科医生小词典——替代性创伤[J].中国全科医学,2014,17(13):1557.

[6]杨柳.警惕媒体带来的替代性创伤[J].改革与开放,2012(10):193.

[7]马君英.替代性创伤研究述评[J].医学与社会,2010,23(04):91-93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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